分化的命运：东亚社会的家庭变迁与儿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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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雯  於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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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永爱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Sara McLanahan在2004年在美国人口学会年会发表题为 “分化的命运：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儿童的福祉”的主题演讲。所谓“分化的命运”（Diverging Destinies），是指由于第二次人口转变，很多新兴家庭行为出现了社会经济分化，进而影响到家庭中儿童获得的资源，导致儿童发展的不平等日益加剧（McLanahan 2004）。主题演讲发表在Demography杂志上，至今已被引用近两千次，成为理解家庭变迁与不平等最重要的理论框架之一。

伴随第二次人口转变在美国等西方社会的发生（Lesthaeghe 2020），与之相关的新兴家庭行为逐渐呈现出“劣势模式（Pattern of Disadvantage）”，非婚生育、离婚、早育、多伴侣生育和计划外怀孕越来越集中在社会经济地位（SES）较低的人群中，而晚育、稳定婚姻和父亲参与育儿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中更为普遍。由于这些家庭行为与父母的育儿投入与模式息息相关，造成了儿童在健康、认知能力、教育获得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家庭行为的社会经济差异被认为是造成代际不平等传递的重要机制。自“分化的命运”框架被提出后，大量研究集中在西方社会，但对于正在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和极低生育率的东亚社会，却鲜有研究直接采用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实证分析，更无法系统的回答东亚社会中的儿童是否出现了与西方社会类似的“分化的命运”。

为了更好的理解东亚社会的家庭变迁与儿童发展，近期普林斯顿大学James M. Raymo、宾夕法尼亚大学Hyunjoon Park和北京大学於嘉在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发表了文章“Diverging Destinies in East Asia”，梳理了东亚的社会背景与性别家庭文化，通过总结和归纳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家庭行为中的社会经济差异以及家庭状况与儿童福祉之间关系的研究，以此理解东亚社会中的家庭变迁与不平等，并提出了值得探讨的未来研究方向。

二、东亚社会背景

文章首先讨论东亚的社会背景。这三个特征是：在工作和家庭角色中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普遍重视对子女的投资；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及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

尽管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但性别不平等仍然明显。过去25年东亚社会经历了快速的教育扩张。1990年至2015年间，25-39岁女性中受过四年制大学教育的比例在日本增长了三倍多，在韩国增长了四倍，在中国台湾地区增长了七倍，在中国大陆增长了29倍。长期以来，东亚社会坚持根深蒂固的性别角色观念和性别化的劳动分工，一些社会学家将日本和韩国称为性别本质主义社会（gender-essentialist societies）（Brinton & Lee 2016）。尽管双职工家庭日益增多，但丈夫仍然是主要养家糊口的人，而妻子则工作以补充家庭收入（Ng & Chen 2018）。

东亚社会坚持“以子女为中心”的普遍性以及母亲育儿的家庭文化（Liu & Xie 2015, Seth 2002），这可能使家庭行为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间的异质性可能是有限的，特别是非婚生育、母亲就业和父亲育儿。在此背景下，婚姻仍被视为生儿育女的适当安排。但另一方面，离婚和单亲家庭日益集中在社会经济较低的家庭，这可能系统性地减少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获得母亲的密集型抚育（e.g., Park & Raymo 2013）。

东亚社会的就业机会恶化和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可能导致家庭行为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间的异质性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导致工资增长缓慢、收入不平等加剧（Xie & Zhou 2014）以及对未来信心不足。这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越来越难以扮演挣钱养家的角色，从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夫妇更难遵循促进孩子成功的家庭生活轨迹。因此，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相关压力可能会导致婚前怀孕、早育、母亲就业不稳定以及离婚风险日益集中在低社会经济阶层。

三、东亚家庭行为的社会经济差异及其对儿童的

影响

由于以往针对东亚家庭行为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研究相对分散，因此文章利用东亚社会的人口普查与社会调查数据，对不同教育程度女性在早婚、婚前怀孕、母亲就业、离婚等家庭行为上的差异进行了描述性分析（表2），这既可以帮助理解“分化的命运”产生的基础，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应参考。

此外，由于既有针对东亚的研究很少直接将家庭行为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与儿童发展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因此文章对研究的回顾更多是间接的建立这一关联，即首先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家庭行为的差异进行总结，其后再归纳早婚、离婚、婚前怀孕等家庭行为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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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育年龄

与全球相比，当下东亚社会的初育年龄普遍较晚。2020 年，韩国女性平均第一胎生育年龄为 32.3 岁，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紧随其后，分别为 31.2 岁和 30.7 岁。中国大陆女性2017 年的一胎生育年龄平均为 26.8 岁（陈卫、段媛媛 2019）。作者使用普查和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四个社会中，几乎所有生育都发生在婚姻内，而且结婚与第一胎之间的间隔通常很短。在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不同教育水平的早婚现象均有所减少，且早婚与教育程度间的负相关更为凸显。

早婚和早育都与资源减少和对儿童负面影响有关。已有研究发现，早育的孩子认知测试分数更低、健康状况也较差。比如在中国大陆，19岁以下母亲所生的孩子比26岁至29岁母亲所生的孩子矮（姚远、程诚 2019），而且在中国大陆和日本，孩子意外伤害的风险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加而降低（Kato et al. 2017，宋健、周宇香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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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婚生育与婚前怀孕

与西方低生育率社会相比，东亚社会最显著的人口特征是较少的非婚生育。在中国大陆，80后女性中仅约6%经历婚前生育，而这其中70%以上的女性在生育后三年内结婚。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东亚社会中对于人工流产更为宽容，女性也更容易接受相关手术。20 世纪 90 年代初，韩国未婚女性的怀孕几乎以人工流产结束（Choe & Kim 2007），而日本约有一半的未婚怀孕女性选择人工流产（Hertog & Iwasawa 2011）。

文章对已婚 25-39 岁女性的婚前怀孕经历按照分教育程度和年份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所有四个社会中，婚前怀孕与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在过去的25年，这一负相关在中国大陆增长迅速（Qian & Jin 2020），在韩国增长缓慢，在日本相对稳定。

关于未婚生育和婚前怀孕对儿童发展影响的研究还较为有限。相对于母亲婚后生育的孩子，母亲非婚生育和婚前生育的孩子更容易受到产生负面后果，比如早产和低出生体重。东亚的未婚母亲更有可能经济状况恶化、陷入贫困、居住在不稳定的住房中（Hertog 2008，Tschida 2016），对非婚生育的污名化导致一些未婚母亲被迫退出社交网络和家庭关系（Tschida，2016）。

电视剧《心居》女主冯晓琴未婚先育被处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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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和单亲家庭

东亚的离婚率显著上升。1980~2000 年间，日本的粗离婚率翻倍，韩国翻了五倍，中国台湾地区翻了三倍，但近年来有所下降。中国大陆的粗离婚率最近迅速上升，但终生离婚率仍然较低（Yu & Xie 2021）。作者们的分析发现，离婚在四个东亚社会中均教育程度息息相关。除中国大陆外，其他地区中离婚与教育程度存在负向关系。在中国大陆，女性教育程度与离婚风险1990 年代呈现正相关，但在 2000 年后，教育与离婚的关系出现逆转（Raymo et al. 2015；郭云蔚 2021）。

   图片来源：钱岳  一席演讲

离婚与教育的负相关表明，离婚可能对东亚儿童发展的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均发现，单亲家庭的儿童在教育期望、学业表现和健康方面表现更差。而在中国大陆，单亲家庭的孩子与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业和心理健康方面似乎没有不同（张春泥 2017），甚至城市地区单亲家庭的孩子表现相对较好（Tian & Wang 2019），然而在农村地区，研究发现单亲家庭孩子更容易遭受虐待（Wang & Luan 2018）。

单亲家庭培养出的谷爱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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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就业与父亲育儿参与

在一些东亚社会中，母亲的就业和收入长期以来被视为家庭经济的补充，而父亲对抚养孩子（以及更普遍的家务劳动）的参与相对有限，尤其是在日本和韩国。文章中数据显示，除中国大陆外，不同教育程度已婚母亲的就业率均在近些年明显增加，但教育差异却始终存在。在中国大陆，受到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女性的就业率比其他东亚社会高出许多，但在20世纪90年代，不同教育水平的女性都面临了普遍的就业率下降（Mu & Tian, 2022），并且就业与教育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在过去30年的日本和过去10年的韩国，母亲就业与教育的负相关已经逐渐消失，而1990 年以来，中国台湾地区女性就业与教育程度的正相关逐渐减弱。目前在中国大陆和韩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已婚母亲的就业水平更高，但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不同受教育程度已婚母亲的就业水平差异不大。

母亲就业与儿童发展有相关性。在中国大陆，与未就业相比，如果母亲从事非农工作，孩子学习成绩更好，但健康状况较差（顾和军、刘云平2012，Zhou et al. 2017）。在日本和韩国，如果母亲有受雇工作，儿童的认知能力更差、教育成就较低，超重和肥胖可能性更高，尤其是当母亲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时（Wang 2022）。

整体来看，东亚社会中父亲在家务劳动和育儿方面的参与度都相对较低（Kan & Hertog 2017）。在四个地区中，日本和韩国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最少，中国大陆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最长（Kan et al. 2022）。由于父亲育儿的参与普遍较低，可能无法观察到明显的教育差异。研究显示，日本父亲的教育程度与参与育儿无关（Ishii-Kuntz 2013），基于中国大陆的研究相对有限（Xu & Yeung 2013），而韩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亲育儿时间更多（Park 2021）。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如果父亲与学龄儿童相处的时间更多，儿童的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都更好，自尊更强，问题行为也更少（许琪、王金水 2019，Su et al. 2017）。在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父亲参与抚养幼儿均有助于提升孩子的社交技能、自尊和学业表现。

四、总结与讨论

McLanahan（2004）对“分化的命运”（Diverging Destinies）的阐述为理解家庭变化代内和代际不平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经验基础。基于此，作者们分析了东亚社会与“分化的命运”框架相关的特征，这些特征造成“分化的命运”在东亚社会有着和西方社会不同的模式。从目前的经验研究证据来看，性别本质主义和普遍的家庭对儿童的密集型投资，使得当前东亚社会儿童的资源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异质性较小。但从未来的趋势来看，劳动市场分化、社会经济不平等上升及针对家庭公共支出不足，则可能会加剧家庭行为和儿童发展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间差异的扩大。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多的将家庭行为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与儿童发展直接关联起来，进行更为全面与系统的研究。

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应该更多关注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变迁，这些宏观因素影响了家庭变迁的进程，同样对社会不平等产生影响。例如，快速的教育扩张如何影响家庭行为的变化？此外，受到家庭主义的影响，东亚地区长期以来针对家庭的福利水平都相对较低，但近年也出台了很多促进生育率、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事业的政策，但这些公共政策究竟是缓解还是加剧了家庭行为社会经济地位分化对不平等的影响？东亚社会也具有独特的家庭文化，尤其是多代同住的传统，祖父母在儿童照料、资源提供等方面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多大程度上放大或是抵消了家庭行为社会经济分化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也是值得探讨的研究问题。

在对家庭行为的探讨上，McLanahan提出的框架更多关注了第二次人口转变带来的新兴家庭行为，但很多其他方面的家庭行为，仍然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婚姻匹配。随着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同质婚模式不断加强，儿童“分化的命运”模式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一些家庭行为可能与儿童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与跨代际的变化。以终身不婚为例，在东亚社会中，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更可能面临终身不婚，这也同样会影响到家庭间的不平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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